此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规定的骗购外汇罪，就是将违反外汇管理法规向金融机构购买外汇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也就是说行为人自己花钱去买外汇，本来是外汇的买卖行为，但因为违反了外汇管理法规，因而将这种出钱购买外汇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关于算法的可理解性和可说明性，导则强调对算法进行技术评估以及算法的技术伦理，要求构建软件质量和算法安全的检测体系。数字身份证还可以用于网上银行的开设和利用、水电煤气费用的支付、学校教育（选课、提交作业、管理成绩单、与教师联系等）以及不动产登记、垃圾处理、环保等各种公共事业的服务项目，这就使行政与物联网密切联系起来。

电子政府的基本目标或者特征是平面分散、互联互通、公开透明、数据安全，在价值体系上体现为平等、共享、协同、过程等偏好或者思想取向。在封城和隔离的决定做出之后，基层治理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甚至出现崩溃，公民的各种诉求得不到必要的回应和处理。公民通过数字身份证进行在线投票、缴纳税金、享受社保、进行体检和接受医疗——所有就诊记录和诊断档案都可以一证调阅，并自我决定是否向亲属或医生公开。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与芝麻信用签署合作协议，形成了一种联合惩戒失信行为的机制——把判决不执行等违法行为纳入信用评价范围，通过各种应用平台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的各种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借助大数据强化债务履行和判决执行。借助智能技术运作的电子政府，的确可以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为公民提供大量的方便，但与之相伴的代价是个人隐私的丧失，而隐私正是自由和自治的堡垒。

这种独特的条件使人工智能系统的深度学习能力超强，并能把有关成果迅速应用于经济和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然而也加剧了算法黑箱化的程度。特别是遗传信息包含那些与生俱来的特性，一旦由人工智能进行解读和外泄就很容易影响个人入学、就业以及加入商业保险，大幅度减少某些公民的人生机遇和选择空间。非经亲属会议批准，监护人不得以未成年人的名义提出财产分割之诉讼请求。

[32]这一立法瑕疵由来于《民法通则》第16条，《民法总则》不假思索地承袭了它。在儿童权利得到普遍尊重的情况下，《德国民法典》以父母照顾 （elterliche Sorge）概念取代了传统的亲权概念。为此，家庭法院可以责成监护人和监护监督人对其可能加给被监护人的损害进行保险。[30] 在《民法通则》施行三十年后作为民法典之总则编先行一步制定的《民法总则》，本可顺应我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信息社会快速转型的新时代发展趋势，参酌世界各国关于未成年人监护的最新变革成果，对1980年代立足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农村社会制定的监护制度，作出根本性改革。

[35]根据《法国民法典》，监护人原则上指定为一人 （第403、404条），特殊情况可由二人分工担任监护人 （第417条）。规定亲属会议成员的投票期限。

因此，监护监督的实施需要监督主体能够经由各种渠道获得不当监护的信息。监护是一种属人责任，是一种可能持续多年的法定负担，监护的执行会对监护人形成很强的人身束缚。[36]根据《民法总则》，祖父母、外祖父母作为同一顺位的监护人时，可能会发生由四人同享监护权利、共负监护职责的监护状况。《德国民法典》[39]则以无偿为原则、有偿为例外。

（4）法院可以要求监护人、监护监督人向其说明未成年人的教育、保护情况，并向他们提出要求或发出指令。选任监护监督人时，须考虑未成年人的年龄、身心状态、生活及财产状况、监护监督人的职业及经历、与未成年人有无利害关系、未成年人的意见等一切情况。《民法总则》39条规定的监护关系终止的两种情形，即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与人民法院认定监护关系终止的其他情形，也可将因监护人辞职而终止监护关系的情形囊括其中。监护主要是一种强制性职责或负担，一旦被任命为监护人，即不得辞去其职务。

家庭法院也可以以职权就关于财产的权限确定各监护人单独或数个监护人分掌事务，行使其权利。在父母双亲共同行使亲权时，监护法官可以存在重大理由为根据，确立监护。

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 （2005年修订版），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反观我国的监护制度，虽然它创建于世界各地监护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年代，但在观念和规范架构上并没有吸纳监护制度的变革之风，而是把行将被完全摈弃的法定监护当作了立法的起点和重心。

《法国民法典》将亲权之行使区分为无条件的法定管理与受司法监督的法定管理，前者以亲权由父母双亲共同行使为前提，后者则适用于亲权仅由父或母一人行使的状况，二者受监护法官监督的程度和方式存在重大差别。家庭法院可以以职权对其中部分人确定仅应行使关于财产的权限。[8]为促使监护人和监护监督人积极履行职责，《德国民法典》对监护人和监护监督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当负有的义务进行了详细规定。现任监护人因疾病、工作繁重等原因辞职，新监护人上任，应属于正当变更监护人的情形。如何规范监护人的财产管理行为，并防止侵占、滥用或使用被监护人的财产，是必须应对的重要问题。无指定的监护监督人时，家庭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可以根据被监护人、其亲属及监护人的请求，选任监护监督人。

亲属会议可以批准监护人为管理未成年人的有价证券而订立契约，审议决定应具体指定可以与其订立契约的第三人，并专门拟定契约的条款。除受监护法官监督外，监护还受到监护监督人的监督。

二是监护人不是职业监护人，但符合法律规定情况的，法院也必须许可向其支付适当酬劳，酬劳的数额根据监护事务的范围和难度确定，但被监护人没有财产的，不能请求报酬（第2款）。[38]然而，问题是，监护人资格享有者相互推卸监护职责属于不作为行为，在监护人依法当然产生模式下，怎么查知及由谁查知这些行为？如果被强制指定的监护人不改不愿意担任监护职责的初衷，如何督促其尽心竭力履行职责或如何防止其消极懈怠而不使未成年人遭受不利？《民法总则》对此缺乏必要的制度应对。

[2]监护原则上是得不到报酬的。教育、照顾或保护未成年人，不再仅仅是家庭或亲属的权利和义务，而是越来越多地体现为一种由国家与社会共同负担的公共职务。

《德国民法典》仅在将夫妻共同选任为监护人的情况下允许二人同时担任监护人，在其他情况下，家庭法院应为被监护人只选任一个监护人，并且，兄弟姐妹须予监护的，为所有被监护人只选任一个监护人 （第1775条）。如果监护人从自己的财产支出费用，其可以像受委托人那样，请求被监护人偿还（第670条与第1835条第1款）。法院可以向无正当理由不遵守其指令的监护人或监护监督人处以惩罚。[14]参见杨立新：《〈民法总则〉制定与我国监护制度之完善》，载《法学家》2016年第1期。

[16]根据我国立法者对待国外法制的一贯态度来看，这些立法建议能否受到重视，取决于我国现行监护制度本身是否真正需要监护监督制度，而不是监护监督制度本身的普适性。日本法有关法院监督的规定，与德国法比较相似，只是规定得较为简略。

只有充分认识到监护不只是一项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或家族私事，而更多地属于一项为国家或民族培养、造就合格公民的公共职责，才能建构合理的监护人选任与监护监督制度。[43]根据《法国民法典》第429条的规定，除父母之外，因年龄、疾病、距离遥远、职业或家庭事务极为繁忙之一，不能继续尽监护责任的，如此种原因发生在接受监护任务之后，得卸解其负担的监护任务。

[26]父或母指定监护，指后死父或母选择亲属或非亲属为监护人。[5]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指出，现代国家一般认为，对需要照顾的人提供充分保护不仅是国家的任务，同时也是一项公共任务。

第二，未设立监护人辞职制度。监护的目的是代替父母照顾[4]。这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把监护看作为一种家庭或家族内私人事务的陈旧观念。经1957年修改的《德国民法典》删除了有关法定监护的规定，指定监护与选定监护（也被修改）成为监护人产生的基本方式。

虽然选任监护人的方式有助于产生良好监护效果，但仅此规定仍不足以解决监护职务执行中所可能发生的怠于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监护职责的问题。《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意见》实际上是对未成年人监护因缺乏必要监督而所结恶果的应急处置办法。

尤其是，当未成年人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时，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根本无任何情感基础。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困境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的健全》，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在此情况下，监护监督制度更显得十分必要。[13]参见《国语·晋语一》。